我清晰地記著三年前那個寒冷的午夜，母親在電話中的聲音顯然是慌了神，用顫抖腔調(diào)給說了一句“你爸沒氣了！”我愣了片刻，慌忙趕往父親住處。
本以為見到父親時我會悲痛欲絕地大哭，然而，當我站在父親床前時，竟是異常的平靜，沒有說話，就那么靜靜地看著父親那張枯瘦的臉，眼睛還微睜著，沒有了一點動靜。隔了半會，我把手放在父親的臉上，我幻想著還能從父親的身體上傳遞出一絲溫熱，現(xiàn)實卻和父親的身體一樣冰冷，這一刻，我終于清醒地認識到，我已經(jīng)永遠失去了我的父親，我再也沒有爸爸了！
自從父親去世以后，我總想為父親寫點東西紀念他，卻又不敢動筆，父親的這一生太過厚重，我怕寫的不好，承受不起，對不住他人生的七十三年，亦或因為自己在面對父親這一生時，過于脆弱，觸景生情。這三年，我真的是在刻意回避父親去世之事，這樣我覺得離父親能近一點。
我的父親1947年出生在陜西關中的白鹿原上，一個地道的農(nóng)家子弟。家中有五子，父親排行老三。在我爺眼里，父親是弟兄中最為愚笨老實的一個，兩歲多才學會走路，上學時也是各種學不進去，沒少遭先生訓斥，熬過了初小，便不再上學，跟著公社里的人過著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莊稼人生活。
1970年4月，村里來了一些公家人，是來招工的，23歲的父親報了名，跟著同村五十余人坐上一輛老解放卡車一路顛簸，最后到了一個叫韓城礦務局的地方。這個礦務局剛剛成立，大興基建。父親那時是臨時工，說白了就是做苦力的，主要做的就是輪大錘、搬石頭、扛水泥之類的工作。韓城礦務局土建隊人員基本是以陜西藍田人和大荔人為主，人們把這個群體戲稱作“藍大包工隊”，這個群體里，多是一些文化程度低的年輕勞力。沒有文化，只有一身的力氣，那就靠那把力氣活著，我想象不到當時是怎樣一個勞動強度，據(jù)父親回憶，即便是身強體壯的年輕人也經(jīng)不住那種強度的工作，不到三個月，和他同去的人留下的不足10人，都背著包袱回家種地了。父親硬生生地扛了下來，用了整整8年時間轉了正，1978年1月，正兒八經(jīng)地走進了工人階級隊伍里。在我十多歲的時候，我就開始想一個問題，如果父親當時也像其他人一樣受不了苦而返鄉(xiāng)，我應該也在白鹿原的村里種地吧，也許連學都上不起。
成為工人以后，父親應該覺得自己腰板硬了，31歲那年，用死纏爛打的功夫娶了我的母親。兄弟們分家的時候分給父親一間不足二十平的房子和一口鐵鍋，面對這樣的局面，父親自然不再留戀那間房子，也就是在那個時候，父親想要改變，要自己撐起那個屬于自己的家，于是，帶著母親和那口鐵鍋離開故鄉(xiāng)前往韓城，開啟了他人生的新的旅程。
父親雖說文化程度不高，年輕的時候卻有著不少愛好，兒時，我見過父親拉二胡，吹笛子，吹口琴，曲調(diào)悠揚，有模有樣，還寫得一手好字，雖然錯別字有點多，但筆鋒剛勁有力，行云流水，偶爾在日記本上寫一些短文趣事，我斷定他是熱愛生活的，確切來說是自打他參加工作以后，見了不少世面。1978年，北京煤炭干部學校建設時，礦務局派人去參建，父親就在其中，兒時看著相框里父親在八達嶺、工人體育場、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留影，我是羨慕的，便拽著父親給我講北京是什么樣，說到這個話題，父親神采奕奕，說北京人對陜西人特別熱情，因為毛主席在延安待過十三年，老區(qū)人們在新中國成立過程中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，于是乎，到了工休日，就組織他們?nèi)ケ本└骶包c游覽，在工人體育場看了場中國和塞內(nèi)加爾的國際籃球賽、登長城、又瞻仰了毛主席紀念堂……
在北京時父親曾鬧出過一個笑話，去百貨大樓買東西時，就看上了一頂當時流行的工人帽，就對售貨員說:“同志，你把柜腦上（柜頂上）那帽子給我拿一下。
同志，您說什么？售貨員顯然是蒙了。
就是你后頭腦上的那個么！
腦上？售貨員摸了摸自己的后腦勺。
哎呀！我咋就給你說不清嘛!
父親還急了，于是探著身子指向那頂帽子，售貨員順著手指方向看過去，恍然大悟一般。
“您說的是這頂工人帽啊，您稍等，這就給您拿?！?/p>
這件事在父親同事間也傳開了，被取笑了好一陣子，每次提起此事，父親說是吃了沒文化的虧，人又直，嘴又笨，山炮進城竟鬧笑話。
80年代初，隨著哥哥和我的相繼出生，父親覺得應該有一個自己的房子。于是，他在離韓城象山煤礦不遠的小山頭上找了一塊地，就那么一個人開始挖土、平地，再從礦上扛回來些木料、磚頭、牛毛氈，用了大半年的時間，一個足足有近80平的房子在父親的手里蓋了起來，有院子，有廚房，房頂上大大小小的牛毛氈用磚頭壓著，院子種了不少種類的花以及一張水泥桌子。大門口是沿溝建的，為了防止我和哥哥玩耍時掉進溝里，父親更是扎起1米多高的柵欄。搬進來以后，我們終于有了自己真正的家，我記得我是很高興的，從記事起，那是我的樂園，每天可以隔著窗看著父親走下溝，再爬上溝，穿過麥田中小路走著去上班，雙手永遠背在身后，身影越走越小，直到消失在我的視野中。下班時，那身影又越來越大地出現(xiàn)在我面前。
父親真是疼我們哥倆的，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里，還是盡量滿足了我們的需求，父親的努力工作讓那個家日益變好，工資也漲到80塊。小山頭的房子里有了縫紉機、自行車，父親找來木匠來給家里添置了一套家具，最讓我和哥哥幸福的是在1987年，父親抱回來一臺12寸黑白電視機，迫不及待地放在床前的柜子上，插上電源，又帶著接收天線利索地爬上房頂支棱起立，不停擺弄著方向，嘴里大聲喊著：“快看！電視里有娃娃了沒有？”
“有了，有了，再轉一下，不清晰”哥哥站在門口一邊張望著屋里的電視，一邊抬頭和屋頂?shù)母赣H應和著。
1989年，父親工作調(diào)動了，黃陵礦區(qū)項目建設管理委員會成立，要在黃陵建礦了，韓城礦務局土建隊大部分人員被調(diào)到黃陵去參加建設，這是父親人生中又一次參加新建礦井基建，我們要離開韓城，去一個陜北的小鎮(zhèn)上，父親用200元的價格賣掉了他親手蓋的那個房子，一家人隨著父親坐火車離開韓城時，路過曾經(jīng)那個家，7歲的我趴在火車窗口哭了很久，我的樂園沒有了，父親用粗糙的手摟著我說：“不要緊，咱們到黃陵了再蓋一個，那邊還有窯洞呢，冬暖夏涼的?！?/p>
那年，42歲的父親在黃陵縣店頭鎮(zhèn)的河灘地里和工友們一起敲擊著石頭，把一條流淌了千年的沮水河改道，為后續(xù)的礦井建設開辟出一塊巨大的土地，依稀記得父親每日下工很晚，母親見到父親走進家門，便不等父親把臉洗干凈，就將一老碗燃面端給他，父親吃得很急，不消幾分鐘，老碗就見了底，然后倒頭就睡去，粗重的喘息聲演變到如雷的鼾聲。
來到黃陵的6年里，我們家一直租著當?shù)氐母G洞住，和大多數(shù)來礦參建的職工一樣，我也是就近入學，隨著礦區(qū)子弟小學建成，父親陸續(xù)搬了2次家，都是租住窯洞，為的是讓我和哥哥上學少跑點路，能多睡一個小時。早在1992年，礦區(qū)就建了兩棟家屬樓，第一批房優(yōu)先分給了雙職工，沒有父親，1994年第二批分房時，分房名額按職工工齡算的，父親24年的工齡，還是沒有夠到分房名額。直到1996年我小學即將畢業(yè)時，分房的大紅榜上赫然出現(xiàn)父親的名字，位列第二，那種狂喜讓我用百米速度跑到父親上班的值班室里，推門就是一句：“爸！這回咱終于分到房了！”
隨后的日子里，父親是忙碌的，在厚子坪家具城買了一套沙發(fā)，把在韓城時做的那套家具重新上了一遍漆，煥然一新，又一個人生生把50多斤的茶幾從街上一個人扛上樓，我埋怨他怎么不找一輛三輪車拉回來，父親說劃不來花那10塊錢。經(jīng)過一番折騰，這個家在我眼里變得洋氣起來了，跟電視里看的一樣。到這時，我從前的那些自卑感已經(jīng)蕩然無存，終于和大家一樣了，父親用近30年努力給我們家換來了新的生活。
1998年，黃陵礦區(qū)一號井發(fā)生了嚴重的透水事故，加之持續(xù)幾年的經(jīng)濟效益差，礦區(qū)也在經(jīng)歷著一段艱苦歲月，礦上的家屬都已經(jīng)把整個礦區(qū)變成了菜園子、莊稼地。為了減輕企業(yè)負擔，51歲的父親辦理了內(nèi)退手續(xù)。正在上初中的我，突然就感覺到了危機，兩年前分房時建立起來的自信在那時又一次被擊垮，為什么同學們的父母還都年輕？為什么別人的父親沒有被內(nèi)退？以后我還能上得起學嗎？無數(shù)的疑問在我腦子里盤旋，畢竟，父親內(nèi)退后，每月只有600塊的工資，我和哥哥還都在上學，以后的日子該怎么過？焦慮之下，成績從班里的前5直落到20名開外，15歲的我承受了本不該承受的壓力，從那以后，我變得沉默，我甚至開始想著初中畢業(yè)就走向社會，去打工。
父子連心，父親顯然是感知到了我的焦慮，也是明白自己的責任還沒有盡到，將我和哥哥叫到面前，說了一個男人最頂天立地的話：“你倆好好念你的書，能念到啥程度就往那程度走，其他啥都不要多想，我跟你媽還都在這頂著呢！”那會，我沒忍住鼻子酸了。
在我初中畢業(yè)前的那段時間，父親去推著架子車賣過菜，和母親在礦區(qū)里擺攤買過涼皮，在工地里給人看過大門……
2000年，我初中畢業(yè)，中考成績385分，不高不低，我放棄了上高中，我還是有點自知之明的，以我當時的學習狀態(tài)，即便上了高中，高考也是考不上一本二本，三本花銷巨大，最多就是考個大專，所以我報了一所“2+3”大專院校，大專學歷，至少也不那么難看，這樣可以早一年出來工作，等我念完這大專出來就有工作了，一切就會好起來。
“這是我這輩子辦事最利索的一次！”父親激動地對著我說。
父親用了一天時間，將我的戶口和糧食關系轉到我們學校，為我上學做著準備，大包小包地收拾了兩箱子行李。還特意到街上給我買了一條牛仔褲，和一件白襯衫，鄭重地對我說：“你都17歲了，馬上成人了，到外面上學穿得像個樣子，人家也看得起咱。”
父親帶著我到車站將我送上車，放好行李后下了車，又拉開大巴車的玻璃，語重心長地說：“頭一回一個人出門，不要害怕啥，在學校不要跟人家娃打錘，安安生生地把學上完。走吧！”
車啟動了，緩緩而行，父親在車下跟著一直往前走，最后蹣跚地小跑起來，父親的身影越來越遠，越來越小，猶如我小時候從窗口看父親上班離去的身影一般，不同的是，以前是父親離開，這次離開的是我，我心里很難過，像一個被丟棄的孩子一樣。車前面是未知的，車后面的父親是我可以依靠的大山。
我在西安上學，哥哥在銅川煤技校上學，一年光我們兩人的學費就高達5000元，這還沒算生活費及家中開銷，這是我們家最難捱的幾年，母親在家里替別人看孩子，一年2500元，父親依舊在外奔波，給別人看店，做些零工艱難維持著生計。好在礦上效益有了起色，2003年，父親又回到礦上的物資公司干著門衛(wèi)的工作，算臨時工，收入不高，好在較為穩(wěn)定，不再奔波，哥哥也回到礦上下井上班了。父親來信,大致意思是：“無需擔憂，家中一切安好，經(jīng)濟情況好轉，無需過度節(jié)儉度日?！彪S之而來的還有一張500元的匯款單，家庭情況的好轉讓遠在西安的我心里也有了些許安慰，自信又回來了，在學校該踢球踢球，該學習就學習。
2004年10月，我終于走出了學校，學校招聘會上，我穿著父親單位發(fā)的那身西裝，自信地坐在面試官面前，對答如流，700人選10的競爭中，我如愿簽到一家實力雄厚的蘇州合資企業(yè)，面試過后，第一時間跑到電話亭給家里報喜，我可以感受到父親的那種喜悅，語無倫次地說了句“好，那就好，我娃這下出息了！”
“麻繩專挑細處斷，厄運專找苦命人”，臨近春節(jié)，我剛剛上班三個月，正準備用這兩個月的工資給父親買身新衣服時，卻接到了一個不好的消息，母親在電話里用低沉的聲音催促我回來一下，父親突然重病，正在搶救室里。這樣的消息對我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。
黃礦醫(yī)院的搶救室，我推開門，父親面戴氧氣罩，各種監(jiān)測儀器發(fā)出“滴滴”的聲響，乳白色吊瓶中的藥物一滴一滴往下滴……或許我推門的聲音過大，父親吃力地抬起頭，用一只手把氧氣罩拉下來，費力看著我說：“你回來了！”我一個沒忍住，撲上去將氧氣罩扣回他的臉上，我就是特別害怕，害怕萬一有個三長兩短的，我該這么辦？
父親患的是腦梗，醫(yī)生說父親血壓一直以來都很高，萬幸的是沒有形成腦出血，治療以疏通血管為主，情況不算太差，也要隨時觀察血壓。也就是這次發(fā)病，為后來父親的癱瘓埋下了病根。
那個春節(jié)，我們一家人在醫(yī)院度過的。父親一直很犟，躺了一周后，非要出去走，勸都勸不住。
“我活了大半輩子，啥罪沒受過？啥苦沒吃過？我閑過一天沒？”父親對于我的勸阻是真動氣了。
醫(yī)生說了，讓父親保持心態(tài)平和，動氣血壓就會猛增，對治療效果產(chǎn)生的都是副作用，稍微活動一下是可以的。就這么，隨了他的性子。
父親病情穩(wěn)定后，我返回蘇州上班，在蘇州上班時干了件我現(xiàn)在依然覺得很牛的事，就是把公司日本主管給打了，原因是這小鬼子以主管之名欺負我們中國小打工妹，用“八格牙路”罵我，唯一能聽懂一句日語派上了用場，好！國仇家恨一起涌上心頭，老小子被我錘了一頓，一下就老實了。第二天就收到HR的離職通知單，我頭也不回地收拾了東西連夜跑回了西安。
發(fā)生這樣的事，我自然不敢將這一切告訴家人，父親照舊隔一段時間打電話來詢問我的情況，我都故作輕松地說一切安好，工作順利，不必掛牽。父親也是各種鼓勵。掛完電話，我坐在西安同學的出租屋中再次陷入焦慮。
紙終究包不住火，在西安用一個月找工作無果，還遭遇被騙，身上從蘇州帶回來那點可憐的積蓄也用光，已經(jīng)靠借錢度日了。打電話給父親，如實相告了目前的狀況，父親并沒有我想象中的那般斥責我，竟然說我干得漂亮，這種事，放他他也去錘那個小日本。我突然就樂了，還繪聲繪色地給父親講起來當時的情形。最后，父親說：“工作的事不著急，慢慢來，誰還不被這社會磨煉磨煉，苦吃完了，運氣也就好了，再不行，你先回家來，休整一下再去找?！备赣H這么說讓我心里如釋重負。那一個月的委屈蕩然無存。
正如父親說的那樣，運氣會好的，沒過幾日，就接到漢中一家國企機床廠的應聘通知，如愿被錄用，踏踏實實上班了。
2009年，原先在漢中上班的那家機床廠在改制過程中破產(chǎn)了，當時黃陵礦上有子弟回歸政策，我回到了黃陵，在電廠上了班，踏著父親的足跡又回歸到礦山繼續(xù)奮斗。多年的病痛折磨，父親身體已經(jīng)佝僂起來，頭發(fā)全白了，腰也再直不起來，走起路來，幾百米就坐下來歇一陣子，再經(jīng)歷了幾次住院后，腦子也變得時而清醒，時而糊涂，經(jīng)常會把我的名字叫錯，時不時說自己在老家的事，脾氣也變得極為差勁，一點小事就會暴跳如雷。醫(yī)生說這是典型的阿爾茨海默病，不可逆轉的，子女多陪伴。
父親糊涂次數(shù)越來越多了，時間也越來越長，可對我的關心一直存在，突然清醒的時候，就對著我和母親破口大罵：
“快30歲的人了，連個老婆都不找，等到胡子白啊，我到死都見不到你媳婦長啥樣。”
其實父親腦子記憶里根本不存在我有對象的事，就任他罵吧，罵完他又會忘記，等待的是下一次同樣問題的訓斥，有人關心也是一種幸福。
每逢休班的時候，我騎著我的那輛彎梁摩托車會帶著父親去周邊兜風，每次和我出去的時候，父親都是很平靜的，母親說我和父親在一起的時候比哥哥和父親在一起和諧的多，是因為我和父親都是屬豬的，性格合得來，對于這樣的說法，我是認同的，父親還學會了用手機照相，在我看來，父親的照相水平比母親強得多，從來沒給我拍出一張?zhí)摰恼掌?，還有較好的構圖，想想父親年輕時也是玩過藝術的，這一切都好解釋。
2014年農(nóng)歷三月三，店頭鎮(zhèn)古會。這是父親最后一次和我逛會，父親執(zhí)意要買一支笛子，我說我不要，父親說不是給我買，是給他買，我繼續(xù)問他，還想買點啥你隨便要，父親像小孩一樣高興的，在熱鬧的集市上挑挑揀揀買了一堆零碎玩意，價格都不高，這符合父親的性格，他這輩子花的最大的一筆錢就是8000元買的那套單位分的房子。
半年后，父親腦梗再次復發(fā)，這次很嚴重，導致了半身不遂，失去了行動和語言能力，一度喪失了吃飯的能力，一碗面端到父親面前，父親用那只能動的手倔強地拿起筷子，往自己嘴里扒拉，面到嘴里已經(jīng)不會下咽了，只能插了胃管，將稀流食用注射器打進去，不到一周，體重130斤的父親瘦到不足90斤，醫(yī)生說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，就這么維持著，出院回家吧。我心里是絕望的，我明白以這樣的狀態(tài)，父親的生命恐怕很難維持過一年。
回到家里，家里的氣氛很凝重，充斥著讓人喘不上氣的那種壓抑，母親眼里變的空洞無神，父親虛弱地躺在床上。我決定為父親再努力一把，不能就這么放棄了，父親還沒看到我成家。
找醫(yī)院，找專家，可能是上天的憐憫，父親在進一步治療后，居然可以慢慢的喝水了，可以喝水就可以喝稀飯，我嘗試著將一小勺子的稀飯送進他的口中，喉嚨發(fā)出“咕嘟”的一聲，稀飯咽了下去，我忍不住的眼淚那時是奪眶而出，有希望了，只要能吃就有希望。就這樣我們又一次將父親從死神手里搶了回來。
隨后的七年中，父親幾乎和植物人一樣躺在床上，大多時間里是由母親照料，我能做的就是時常抱著我一歲的兒子去看看他，將父親從床上抱下來放在躺椅上，讓他在陽臺上曬曬太陽，和他說說話，讓他看看他的小孫子，盡管得不到任何的回應，心中還是暖的，就正如母親所說的，只要我父親還有口氣，我就有爸爸在，這個家是完整的。
2021年1月11日，父親走完自己的一生，離開了這個世界，朋友勸我節(jié)哀，說父親被病痛折磨了這么多年，離開也算是一種解脫。我和哥哥將父親安葬在一眼可以看到整個礦區(qū)的七里坡上，讓他凝望這個他奮斗半生的地方，這個地方還有家，還有我，還有他的后人，我們抬頭就可以看到他，他還在無聲地陪伴著我。
父親節(jié)到了，我問4歲的兒子：“爸爸好不好？”
兒子脫口而出：“好！”
兒子又問我：“那你的爸爸好不好？”
我說：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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